美国人去武汉大学留学费用 潘富恩主要经历

徐志摩(1896-1931年)，初名�森，谱名章�，后改名志摩，历任北京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教授。历任《晨报副镌文学刊》、《诗刊》增刊、《新月》月刊等主编。

他著作颇丰，一生创作出版的作品有：诗集4部，散文集4部，小说集1部，剧本1部，译作5种，以及信札、日记4种。其诗文多发表在《友声》(杭州一中校刊)、《努力周报》、《改造月刊》、《晨报副镌文学刊》、《语丝周刊》、《南开月刊》、《小说月报》、《时事新报·学灯》、《现代评论》、《新月月刊》、《独立评论老拍》、《人间世月刊》等杂志上。

徐志摩12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一个富商家庭。硖石镇传说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游览到此而取的地名。此地风光秀丽，文化昌盛，经济发达。父亲徐申如，是商会会长；母亲钱氏。

1900年，4岁。入家塾读书。从师孙荫轩。徐志摩自幼聪明超侪，断定行程远大。

1901年，5岁。读家塾。复从师查桐珍。

1907年，11岁。入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仲梧。

1909年，13岁。冬，毕业于硖石开智学堂。屡次从师，古文基石坚固，奠定基础。

1910年，14岁。春，入杭州府中学读书，成绩居榜首，任级长。任课教师有张献之、刘子庚、陈柏园、马保罗、钟郁云；同学有董任坚、郁达夫、姜立夫、郑午昌。

1912年，16岁。秋，革命事起，杭州府中学停办，休学在家，俟机复办。

1913年，17岁。7月，杭州府中桐兆学复办，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复入校读书。并在校刊《友声》第1期，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

1914年，18岁。5月，在《友声》第2期上发表《镭锭与地球之历史》，对天文产生浓厚兴趣。

1915年，19岁。夏，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暑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10月29日，与张幼仪结婚。

1916年，20岁。春，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秋，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的预侍轮羡科学习。

1917年，21岁。秋，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他转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

1918年，22岁。6月，从师梁启超；7月，离开北京大学；8月，从上海启行赴美留学；9月，入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1919年，23岁。6月，毕业于克拉克大学，得一等荣誉奖；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政治。

1920年，24岁。9月，通过论文《论中国的妇女地位》答辩，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赴英国，入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跟赖斯基教授学政治，拟攻博士学位，与文学家威尔斯交往最密，开始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冬，张幼仪到伦敦。

1921年，25岁。是年，在英国认识狄更生、林徽因。春，经狄更生介绍，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当特别生。

4月15日，发表论文《爱因斯坦相对论

罗石贤，湖南宁乡人，湘潭师范毕业后曾执教宁乡云山师范。一年后调湘潭专署文教局，从此开始从事文化工作至今。历任编辑、创作员、主编，1980年后历任岳阳地（市）文联副主席、主席，市写作会会长并兼任《洞庭湖》杂志主编。为省文联三、四届委员、省作协三届以来历届理事和省散文报告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文艺期刊编委会副主任。九十年代曾以作家身份出访过前苏联、香港等地。年轻习作独幕剧《摔三弦》成为笑星赵本山的保留节目。文革后期曾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剧作班，与蒋子龙、宫克一为《人民文》复刊改稿，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绿遍洞庭》、《红军桥》等作品，引起较大反响，被《中国文》翻译介绍出国和香港报刊转载。1979年出席全国四次文代会，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此后在《人民文》、《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各省报刊发表小说、散文250多篇，出版有短篇集《雁门开》（湖南文艺出版社）、中篇集《野人哀史》（群众出版社）、长篇小说《荒凉河谷》（人民文出版社）、《白蝴蝶》（时代文艺出版社）、《军妓》（百花文艺出版社）、《女祸》（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国风云》（香港利文出版社）、《逆水女人》（群众出版社）、历史小说《三朝真相》、《盛唐真相》、《曾国藩真相》、读史随笔《明朝的痛》、镜鉴丛书《屈原狂歌》、《尊儒的痛》（中国文联出版社）等著作28部，共800多万字。其中有多部作品获省市级文学奖、屈原文学奖，有四部作品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上映。其事迹被收入《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文艺家名人辞典》、《东方之子》、《中国文艺家名人传集》

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原名家骅，字友仙，笔名字仙，后更名多。湖北浠水人，现代著名的学者和新诗作家＜格律派＞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攻读美术及现代英美诗课程，回中国曾任武汉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系主任、院长等职。由於军阀混战，外敌环伺，他和清华留美校友出版大江季刊，揭示人权精神。抗日期间，因参与政治活动，为暴徒刺杀於昆明，死时四十八岁。
他提出＜相体裁衣＞的理论，主张新诗的格律须以内容精神为依据，并由作者的意匠来加以创造。又主张新诗应具有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的表现，以和散文区别。在新诗盲目的摸索过程中，他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他的诗歌，都是他的理论实践，所获评价很高，＜红烛＞和＜死水＞两部诗集是他的代表作。
他的诗歌，取材现实，具有爱国忧时的精神与实质，朱自清誉之为＜爱国诗人＞。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於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

潘富恩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33年生，浙江温州人。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有：《二程理学思想研究》、《吕祖谦评传》、《范缜评传》、《程颢、程颐评传》等，并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新建设》等重要刊物上。
中文名：潘富恩
国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温州
出生日期：1933年
职业：大学教授
毕业院校：上海学院
信仰：中国共产党
代表作品：《二程理学思想研究》、《吕祖谦评传》、《范缜评传》等
潘富恩：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33年生，浙江温州人。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有：《二程理学思想研究》、《吕祖谦评传》、《范缜评传》、《程颢、程颐评传》等，并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新建设》等重要刊物上。
《人民日报》与新华社《每日电讯》，在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和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之际，分别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前来中国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友好人士名单，其中有一位叫季塔连科。他是俄中友好协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为俄中友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般来说，人们仅知道他的官方身份，却不知道季塔连科曾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国留学，更不知道他的导师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著名哲学教授潘旦渗富恩。
潘富恩70岁，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潘子章早年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艺文学校毕业后，去上海三有神学院就读，以后为基督教浙南教区的牧师，擅长英语及古诗词，颇具辩才，不幸年过40岁患结核病去世，潘富恩时年6岁。因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一家人随母亲由温州城内迁居郊外，即原永嘉县上河乡，这里是南宋永嘉学派巨子叶乱灶适的故乡，现属温州市瓯海区。母亲徐淑良是产科医师，自开诊所，独身守寡，抚养子女。在乡下从医六十余年，100岁，刚去世。潘富恩自幼生长在农村，对旧社会农民的贫苦生活和受欺压的境遇耳闻目睹。母亲总是想要潘富恩通过读书求有较好的前途。他就读当地的中心小学，每逢寒暑假，母亲命潘富恩去邻村的一位姓丁的清末秀才处，习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的儿童启蒙读物。因为母亲认为当时小学课本中“小猫闹，小狗叫”太肤浅，必须另加补充。年渐长，母亲便要潘富恩背诵《古文观止》中的《桃花源记》、《陋室铭》等。在母亲的督监之下，他初步地接触到一点古文常识。
中学时代开始，潘富恩进城就读教会学校——浙南三育学校。在校喜欢阅读文艺作品，不习惯于教会学校的种种清规，初中毕业后考入瓯海中学高中部，当时教语文的老师游任逵先生讲课比较洒脱，国学根底厚实，吟读古诗时抑扬顿挫，富有韵味。他批学生作文成绩有独的方式，打一个圈20分，加一点是一分。及格者为三个圈。一次，潘富恩的作文被批为四个圈加五点，便是85分，为全班的最高分。这对潘富恩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可以说是潘富恩以后向中国古代文史方面发展的契机。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即1949年5月，温州市解放，同学中参军、参干者甚多。潘富恩也报名参军，未果。1950年初，遵母命，转学往南京中华三育学校继续读高中，这时该校有一位年已75岁的老教师，原是文史界知名的老前辈顾实先生。他晚年皈依基督教，性情有点怪癖。给潘富恩上第一课时，就要大家用文言文写自传，全班同学也只有潘富恩还能“之乎也者”地凑成一篇，于是受其赏识，亲授以《说文解字》，《昭明文选》。他对潘富恩说：“文选烂，秀才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潘富恩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高中毕业回上海姐姐家，统一高考时间已过，于是潘富恩考入上海学院中文系，读了一年。同年，潘富恩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撰写的纪念鲁迅文章被收入学校专刊。1952年院系调整，按专业潘富恩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郭绍虞先生为系主任，有刘大杰、陈子展、朱东润、吴文棋、赵景深、蒋天枢、张世禄、王蘧常、方令孺等，中文系的教师阵营非常强大，潘富恩等学习很认真。全班三十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学业上的发展方向，有的钻研美学、文艺理论，有的埋头模陪脊中国古典文学，有的搞现代文学或搞语言学，大家各从所好。安排的课时甚少，一周总共不过十八课时，潘富恩对先秦诸子感兴趣，阅读《墨子间诂》后，写了《墨子散论》，这是他的习作。这时，班里崭露头角的是潘富恩的老乡施昌东，他在《文史哲》刊物发表了《论美是生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也是他招祸的根由。潘富恩撰写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论汉代的乐府诗》。他们正面临着毕业，各人怀着美好的理想，准备奔赴分配的单位，干出一番事业。然而震惊全国的“胡风反党集团”案平地骤起，他们班级里的同学受不同程度牵连的竟达三分之一，有的开除党籍、团籍，有的受批斗，其中施昌东被捕，弄得人人自危。潘富恩由于平日木讷少言，且喜欢搞古典文学而与涉及政治的文艺理论学科较远，因而幸免“胡风”案连累，被学校留下当助教。起初分配在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后改调为学校政治课的哲学助教。潘富恩学生时代原本对哲学不太感兴趣，觉得不适宜搞哲学，但又一想，同班的同学被整得七零八落，自己能有这样的安排已属万幸了。于是跟着哲学课的主讲教师，做教学辅助工作，同时旁听苏联哲学专家柯斯切夫的课，认真学习马列哲学的原著，以弥补往日哲学知识的贫乏。
1956年复旦大学筹建哲学系，并开始招第一届学生，潘富恩作为哲学系的教师被派赴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哲学史。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全国唯一设哲学系的大学。那时，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正筹建哲学系，师资缺乏，所以就派人到北大进修，欲“借鸡生蛋”。当时的北大哲学系仅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就有多位知名教授，冯友兰是室主任。张岱年为副主任，此外有朱谦之、周辅成及研究中国美学的宗白华、马采等；副教授任继愈，讲师朱伯昆。潘富恩被指定由张岱年教授指导。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张光生的指导下进一步懂得了为人治学的道理，他是潘富恩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蒙导师。在北大进修期间，选听了各名家的专题课：冯友兰讲《孟子》，梁启雄讲《荀子》，朱谦之阱阳明学，容肇祖讲戴震，此外还有侯外庐、胡绳、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讲座，这使潘富恩眼界大开。1957年春天，在北大末明湖旁的临河轩，召开了一次十国哲学史方法论研讨会，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便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会上争议激烈，潘富恩参加了这个会。增加了见识。在岱年先生的指导下，潘富恩在1957年3月12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中哲史处女作《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之后，潘富恩向北大图书馆古籍珍藏室，借阅了有关宋明思想家的文集并摘录有关资料，准备继续写宋明理学的论文时，“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潘富恩无奈只好中止在北大的进修，提前返回复旦大学。
1958年初，潘富恩到上海远郊葑溪乡劳动锻炼，当新农民，而哲学系的大部分师生则到浙江海宁“下乡办系”，干“锄头里出哲学”的事情。时值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热火朝天之际，他很快成为农民中的一员，经常挑灯夜战，甚至睡在田头过夜。期间，他脑子里就是一个“熬”字，拼命干活，对发生的事件，不想考虑，也不怀疑。
1959年夏，在农村当了18个月的新农民，潘富恩被调回复旦大学哲学系，协助严北溟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他帮严教授上辅导课，并为学生上断代中哲史课。这时，有个名叫季塔连科的苏联留学生，他新婚的妻子迦丽娅在上海华东纺织学院留学，为照顾俩人在上海团聚，他从北大哲学系转到复旦大学哲学系。季塔连科是建国后到复旦大学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在校里非常显眼。那时的中苏关系虽然紧张，但老百姓毫无所知。
复旦大学校、系领导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生活上特殊照顾。这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可学校依然供应他足够的黄豆、牛排等食品，在当时这是让人羡慕的事情。领导上指派潘富恩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根据季塔连科的要求，每星期上四次课，每次足足12个小时，给他讲中国哲学原著，潘富恩一字一句地讲。他就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译记。季塔连科非常刻苦用功，因日以继夜地学古汉语。竟有一段时间弄得耳朵发聋，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潘富恩根据孙诒让《墨子间诂》讲解。潘富恩整整花了二年半的时间辅导他，直至他的《墨子思想研究》论文答辩结束归国为止，潘富恩才算完成了任务。
季塔连科归国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潘富恩与他从不通信息。“文革”期间，工宣队为此专门审问了潘富恩。时隔20年后的1980年，学校外办通知潘富恩，季塔连科作为苏联外交都的高级顾问，随团在北京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借此机会他个人要求来复旦看望老师——胡曲园和潘富恩。当时中苏关系稍有解冻，但潘富恩还是有一定顾忌。安排见面的那天上午，季塔连科热情地与与潘富恩拥抱后，说了一句：“我以为你们在‘文革’中已经不在人世了，一直担心着”。后来才知道季塔连科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全苏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20年前，他的《墨子思想研究》第一版就印了5万册，因此获副博士学位，又得到科学博士学位。潘富恩1959年从“下放”地回到复旦任教，课余时间写论朱熹、陆九渊思想异同的文章。
潘富恩的同乡同学施昌东是著名美学家，他政治上历经坎坷。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1957年又被补成“右派”，摘帽后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潘富恩深知其为人正派，才华横溢。施昌东虽数次蒙冤，仍不改其志，潜心研究美学。潘富恩不因老友身处逆境而疏远，相反仍然把他作为好友安慰、鼓励他，还经常一起商榷学问。当时“老子”哲学性质的问题讨论正烈，已发表近百篇文章。为此，他俩细读了老子的各种版本和注疏，汇合各家争论的焦点，合作写出《论老子“道”学说》，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先后摘要刊登。1983年，施昌东在弥留之际，仅看到了与潘富恩合作撰写的《中国哲学论稿》一书的封面，此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
“文革”期间，多数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潘富恩被下放农村在当地结婚。因妻子家庭出身系三代贫农，且与相继出生的3个子女一直住在乡下的岳父家。“文革”是讲阶级出身的，潘富恩由此沾光免遭“造反派”的审查，省去了许多麻烦。从“文革’期间至1983年前，每逢农忙季节和星期日，潘富恩都要骑自行车到乡下参加生产劳动，含辛茹苦近二十年，葱花、酱油汤度日习以为常。直至1984年，小平同志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才将家属农转非调入复旦。
1971年，复旦大学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潘富恩被认为“可以当教师”，获准为学员们开设写作实习课。不久毛泽东同志发出“学一点哲学史”的指示，于是潘富恩又开设中国哲学史课。期间，他完成了一本有关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专著《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对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80万册，1985年重新修订后又再版。
1978年，在山东济南召开全国哲学规划会议，潘富恩应邀参加中国哲学史学科组，会上他以极大的热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翌年，在山西太原召开关于中国哲学史会议，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潘富恩作为上海地区的代表成为学会理事，并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哲学史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的发言。
1980年高校正式恢复职称评定，潘富恩被评为副教授。这时从日本国来了一位助教授(即副教授)到复旦大学当高级进修生，名叫深泽助雄，他是搞印欧比较哲学的，到复旦大学主要研究专题是宋明理学，校领导指定潘富恩当指导教师。潘富恩竭尽全力将自己二十多年研究宋明理学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深泽非常谦虚好学，两人共同切磋，兴之所至，深夜不散。潘富恩带着他到杭州等地参加学术会议，特地介绍他到北京拜见国学大师张岱年和张立文先生。在潘富恩的精心指导下，深泽用中文撰写了二篇有关宋学与印欧哲学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一是《日本近代研究宋学的概况》，1981年发表于《浙江学刊》，另一篇是《宋学与印欧哲学的比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深泽学成回国前夕，为了表示师生之情，竟然向潘富恩行了三次叩拜礼，一时间使潘富恩不知所措，此事在复旦大学传为佳话。深泽归国后不久升任教授，并成为推进日中友好和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热心人。1985年，潘富恩赴日本筑波参加国际退溪学大会。深泽闻讯，专门从北海道千里迢迢赶往东京机场迎接，且用重金聘人代课，腾出时间一连几天陪同中国导师潘富恩，这种师生情谊引起与会各国同行的感慨和羡慕。
继深泽助雄之后，潘富恩陆续指导了不少前来复旦大学深造的外国高级进修生。比利时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硕士尼古拉·司汤达，汉名为钟鸣旦，他来复旦是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研究的课程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问题。潘富恩主要给他讲程朱陆王的理学与心学，除讲课外，还带他去厦门、泉州、福州等地考察，这个比利时学生收获甚丰，完成了长达50多万字的论文《明末天主教儒者杨廷筠》，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用英文、中文二种文字出版。1993年，潘富恩与北大的陈来教授等学者住在台北圆山饭店，参加“两岸文化思想与社会发展研讨论会”。会议期间，台北的《民生报》对大陆学者的学术报告作了详细报道。一天晚上，饭店经理告诉潘教授，有个外国神甫来找。在这个陌生之地素无熟人，他颇感纳闷。一见面，原来是80年代初他指导的比利时高级进修生钟鸣旦。钟鸣旦在复旦学成归国已经10年，先后获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任教。这时他恰在辅仁大学，从报上得知潘富恩来台，特来相见，师生见面，彼此甚为高兴。尼古拉·司汤达现任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此外，应该提及的还有德国的翟开林(汉名)，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时空观，在潘教授指导下，他现在已经是德国知名的汉学家。
上世纪80年代初，潘富恩教学任务较多的是指导外国高级进修生和国内的进修教师或外国访问学者，国内的研究生来自昆明、厦门、广州、宁夏、拉萨、乌鲁木齐、重庆等地的高校，其中有回、彝、维吾尔族的教师。这些当年来潘富恩处进修的学生，大多数人早已是教授，有的人已经退休或将近退休。
在科研著述方面，1980年以来，潘富恩发表的有影响的论文就有百余篇。此外，与施昌东合作完成25万字的《中国哲学论稿》；撰写《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对立》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杜出版，发行了80万册。复旦大学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古代认识史略》，这本著作论述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认识论对立发展的历史，评析了先秦至清代近40名有影响的哲学家以及他们所属的学派，从中引出古代理论思维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学习和了解我国古代认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客具有启迪和辅导作用。
潘富恩长期以来，酝酿着如何探讨南宋浙东学派的问题。以往学界对于叶适、陈亮注意较多，而对浙东学派中另一代表人物吕东莱(祖谦)则研究不够。实际上吕东莱是调和朱陆而又吸取永嘉“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其兼收并蓄的“杂博’思想特点，正是南宋学术思潮的反映。于是潘富恩发表了15万字的《吕祖谦思想初探》，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吕祖谦思想作了较全面的探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这方面的著作，填补了中哲史研究领域的空白。1985年，潘富恩晋升为教授，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究主任，被推选为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评定系里教师评定职称工作。这是个敏感的事情，也最容易得罪人，但潘富恩主持公道，受到大家的信任，所以连任至今。现在，潘富恩是复旦哲学系建系时唯一健在的元老。多年来，他先后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中国古代辩证法史、中国古代认识论史、宋明理学、程朱思想专题研究等课程，分别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但内容上分不同层次，方法上则根据讲授对象有所不同。他讲课循序渐进，注重典籍史料的疏解考证等基本功的训练。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以来，主要工作是指导博士生。从1990年至1998年，潘富恩教授指导的弟子中有17人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博士论文大都已出版。他说：“我的每个学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时，都会使我兴奋不已，作为一名教师，为此感到欣慰!”
1985年以来，潘富恩教授科研成果甚多。首先是集中精力参加编写三部辞书和撰写一部专著。第一部是《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严北溟为主编，潘富恩任副主编，负责撰写宋元明清部分条目；第二部是《中国思想家传记汇诠》王蘧常任主编，潘富恩为副主编之一，负责编写宋明部分传记的诠释；第三部是《中国哲学三百题》，是与夏乃儒、祝瑞开、丁桢彦共同主编的。此书以问答形式，解答中国哲学史上学派事件、人物思想、概念命题、典籍名篇，深受读者的欢迎，几次再版。他完成了37万字的专著《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不因循守旧，提出二程属于历史上重视变革的政治思想家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认为此书“在国内尚无系统研究二程专著情况下，填补了空白”。香港中文大学王煜教授专门为此书写的书评中做了这样的评价，“对二程本身的钻研，以潘著最全面和精详”。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他经常参加文化交流活动。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大等高校组成代表团到日本筑波大学参加国际退溪学大会，潘富恩作为代表团成员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此后，他多次参加“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孔子诞辰254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研讨会。
1989年底至1990年初，季塔连科邀请潘富恩以“苏联科学院客人”的身份，去莫斯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一切费用和回程路费由对方负担。潘富恩独自一人从北京坐飞机十多个小时，到达莫斯科已是半夜。好在季塔连科派自己的研究生和司机专候在机场出口处，他的学生萨沙在黑色大衣上挂着一张用中文写的条幅“接潘富恩同志”。那天，恰巧季塔连科患流行性感冒住院，由他的学生萨沙实行预定活动日程。在苏期间，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开了座谈会。还参观了远东研究所，这是个庞大的机构，有研究人员400多人，下属有研究生院、出版社等，规模可与中国社科院相比。季塔连科病愈出院，即到潘富恩住处，与老师商量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俄文版的选目和体例问题，聘请潘富恩为该书顾问，审阅有关条目(此书于1994年俄国远东所出版)，季塔连科为当时全苏汉学研究会理事长。他主持的远东研究所，出版了大量翻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书籍如李大钊、瞿秋白等文集，每年一本的《中国哲学大事记》也由这里出版发行。当时季塔连科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兼院士，虽为政府高级官员，只比潘富恩教授小两岁，但他讲究师生名分，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向人介绍说：“这位潘富恩教授是我在中国留学时的导师”。季塔连科请老师听音乐会，看马戏团表演。一次，他邀请他的中国导师去苏联人开的中国餐馆“金龙饭店”就餐。就烧的饭菜来说，潘富恩教授不敢恭维，可这里座无虚席，食客多为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留学生。说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吃饭，不如说是借此表达怀旧情感。潘富恩结束这次学术访问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潘富恩从苏联访问回国后，作为哲学卷的主编，参加由周谷城挂帅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的编纂，担任这部丛书哲学卷的主编，此书于1992年问世后，再版多次，成为攻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的必备参考书。
1990年初，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潘富恩被确定为《吕祖谦评传》的撰稿人。此书32万字，三易其稿，于1992年1月出版。出版后评论家认为《吕祖谦评传》成功之处在于：“一，旁参广究，正本寻源；二，置于社会思潮的广阔视野之下；三，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四，看似平淡，读之，邃博，代表了目前国内吕祖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后，他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的《哲学大辞典》历时十年，终于出版，并获全国图书一等奖。1996年，潘富恩又有两部专著出版，共计39万字，一是《范缜评传》，二是《程颢程颐评传》，其中后者获第八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一等奖。他认为范缜“神灭论”和程颢、程颐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相对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有着重要关系。潘富恩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教材虽然很多，但不少教材在内容上大同小异，质量一般，于是想到将中国哲学史原著史料和理论分析结合在一起，使学生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思想家的原著，来增强阅读古典哲学原著和理论分析的能力。为此，他牵头与校研室师生共同编写《中国哲学史论诠》一书，该书精选有关哲学家代表性史料并加以详细诠释和评论，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全书80余万字，已列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的出版计划。
1993年“国学热”悄然兴起，复旦大学以哲学系为主，向全校推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精华论坛讲座，潘富恩是主要策划者和演讲者之一。论坛的主旨是向大学生宣讲中国传统哲学的“做人之道”，这个“论坛”有力地推动了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上海地区，潘富恩作为5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的教授，在同行中是比较早的一个。但他有自知之明，他坦言：“我的学术成就有限，可我讲究为人之道，看重学术道德和气节，鄙视那种妄自标榜的文人恶习。我一生最敬佩的是张岱年先生，他的道德风范和学问是我们的楷模，我有幸为入室弟子，在为人的道德上，不能有辱师门”。潘富恩在一次与岱年师的通讯中，谈起上海的情况时说：“张门弟子不论入室或私淑，都能团结合作。在学术上互补短长，与人为善，体现了‘和为贵’的精神”岱年先生复信，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
潘富恩对学生是宽厚的，学生们和他讨论问题时，如坐春风。潘教授认为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普遍具有独立科研的能力，不必用固定的框框加以束缚，应各显其才让其自由发展。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师者，友也，师生间应当是友人的关系”。他告诫学生，哲学博士生的生活尽管清寒，但还是要甘于坐冷板凳，将学问做实，要珍惜3年的攻博时间，切不可外出兼职谋利。攻博期间不要与“海水”(经商)沾边。他还说，做人做学问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他要求学生的就是自己做到的，潘富恩教授为人师表，处处要严格要求自己。
1994年12月26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在年过花甲时，实现了四十余年的夙愿。潘富恩自1956年以来，不知打了多少次入党报告，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其实主要原因是他与其友人施昌东合作写论文造成的后果。施昌东落难之际，潘富恩依然情同手足关心他，鼓励他“必须活下去，只有活下来才能做事”。1983年9月，施昌东在临终前实现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文汇报》以“美学家施昌东入党”为题报道了此事。施昌东去世后，潘富恩又多次写申请要求入党。年过60岁后，潘富恩写了洋洋万言的申请：“我年过花甲，无所它求，客观上早已无缘仕途功名，入党动机，纯正可鉴”。校党委被感动不已，征求党内外意见时，口碑极佳，很快被批准入党。
潘富恩教授最大的性格特点是视荣辱为身外物，性情恬静淡泊，深得中国哲学真谛。他人格自重，待人真诚，不事声张：生平无嗜好，不沾烟酒，“年年岁岁一床书”，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当博士生导师起，他至今共培养出25名博士生，与此同时，在理论思维、教学领域多有创见。根据有关规定，博导65岁应该退休，可潘富恩教授70岁了，仍然在博导的岗位辛勤耕耘。现在人们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园，还可以像以往一样，见到脚步匆匆的潘富恩教授。

张冰记：孩子所受的教育关乎他一生的历程，甚至于他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今后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责任和权力一直都是对应的，只有你有了领袖级的才能，做了领袖级的事情，你自然也会有领袖级的待遇。本文深度向您剖析什么是精英教育，什么是领袖级人才，也许会给您的教育观念一点美好的启示。推荐链接:1.做真教育真的需要很多钱吗？有钱就真能做教育吗？2.精英是怎样炼成的——帝王之学！方法就在你我身边 什么是领袖？领袖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您想让您的孩子以后成为领袖级的人才吗？ 作者：今日学堂校长张健柏 目前世界的公办教育模式，全都是模仿数百年前德皇威廉三世时期，德国普及国民大众教育的模式。当时的德国，为了在欧洲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在欧洲人把德语称为“猪说的语言”的鄙薄下，全权委托具有卓越远见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洪堡，设计了德国的国家教育战略：“正因为德国穷，因此更需要办教育”，因此创造了这种由国家出钱，普及全民教育的模式，与欧洲传统上教育仅限于贵族和有钱人的做法相反。德国人最先是建立了柏林大学，因为当时的校长洪堡认为：大学是一个最高手段，唯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领导地位。这种极具眼光的教育战略，以优厚条件吸引了欧洲大陆各国的优秀人才来当教授，先培养了一大批德国自己的知识精英和师资储备，继而建立了从幼儿园开始的完善的中小学国家基础教育体系，以及以技术学校为主体，研究性大学为顶峰的成人教育体系，很有效率地培养出大量有文化的知识工人，为德国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最佳的人力资源保障，为德国崛起提供了最关键的支持。让德国最近一百多年来一直执西方工业技术和制造的牛耳，至今德国依然是世界级的制造业大国和工业强国。也正因为德国的成功，从而德国的教育体系就成为其他国家纷纷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洪堡也成为现代大学之父。不过，这种原版正宗的德国教育体系，本身的目的是培养工人和技师，而不是培养领袖，而德国人的教育体系本来也不关心如何培养领袖，即使是企业的领袖，他们最善于培养不动脑子的工作者，更愿意接受别人的领导。也正因为如此，希特勒这样“代表德国人思考”的独裁者，才会被“文化教育素养高”的德国人捧上台，给自己民族也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所以，像哈佛商学院等等培养管理人才的教育模式，不会产生于德国。正因为如此，原来依靠教育远远领先于欧洲的德国，在“工业时代”被“信息时代”取代后，逐步退出了一流国家的行列，但是基础教育的成功，依然牢牢地让德国拥有世界级的竞争力。真正善于培养各级领袖，同时也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管理者的国家，是源远流长的英国贵族教育传统，它是美国目前极为成功的精英教育的母本和范式。如历史悠久的英国私立中学：伊顿公学，连美国总统的儿女都要送去那里上学，其他各国的领袖和精英，包括第三世界的王公贵族，莫不设法把子女送到伊顿公学为荣，历史上算起来，它培养的各级世界领袖应该比耶鲁要多。所以耶鲁只敢说跟其他大学比，不能与伊顿中学比。历史上的英国精英教育模式培养了大量的世界领袖人物，为“日不落帝国”培养了大量的管理者，也为社会和家庭培养了大量优雅的“绅士”；甚至英国的“管家”也是世界上令富豪们很羡慕的家庭生活管理人；李嘉诚当年给儿子请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也是花高价来自英国的，后来长大留学也是去英国而不是美国，这显然造就了今日“小超人”的非凡领袖气质。英国出产的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绅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不过目前，这种培养领袖和各级精英人物的教育模式，已经被美国成功地学了去，成为美国私立学校最耀眼的教育核心精神，并与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模式结合，成为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私立大学的立校原则，令世界为之倾倒，却又无法模仿。中国“争做世界梁亩一流大学”的努力，是花大钱买教学设备，盖大楼，逼教师写论文多多发表争排名，扩招学生以数量规模取胜，活像一个大工厂而非大学；这证明世界一流大学的真精神，我们亩谈连边都没有摸到。至于国家免费的义务教育体系，仅仅是美国政府为纳税人尽的义务而已。真正的美国权贵阶层，希望自己的子女学习“领袖人格”的家庭，是不会上这些免费的“大众公立学校”的，它只是美国普通公民的成长摇篮而已。它的教学质量和教学内容，根本无法与精英私立中小学竞争，就像美国的公立大学橡耐森，基本上无法在教育品质和影响力上和私立大学竞争一样。因此公校体制中，只有其中少数愿意付出超人努力的平民，才能脱颖而出，被精英大学录取后加入美国的“上层社会”。而且，美国人在公校体制里，依然全面设立了“天赋教育计划”，为最有潜力的学生提供最优秀的指导教师，帮助他们脱颖而出，成为美国人未来的领导者。美国公立中小学校的教学品质大多数水平很一般，甚至让中国人嘲笑他们教学的内容深度还比不上中国学校，有20%以上的毕业生缺乏基本的阅读能力。不过实际上，美国学校比中国的学校还是要好得多，起码不压抑人性，还是给了其中的优秀者出头的机会。即使是美国的穷人也看不起公立学校，但他们很多人也上不起私立中小学，因为这种学校的费用，相当于一个美国全职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因此这些普通的美国人，就自己在家办学校来教孩子。目前美国的“在家教育”运动，已经催生了上百万所家庭学校，他们的教学成绩，比公立学校明显高出一截。这种不断追求卓越的教育精神，让美国的教育和学校成为各级世界领袖的摇篮。也成为美国竞争力的体现，使美国的管理和战略得以影响全球。传统上，中国人当惯了仆人，学不了美国的这种教育精神。目前中国的公立学校模式，当然最初的蓝本也是德国，不过却不太正宗，最直接的来源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教育模式的模仿！这是一套把人当机器看的，毫无创造性和灵活性的条块分割教育模式，我们几乎完全接受了过来，比如中国人喜欢问“学什么专业？”就是苏联式的思维定向。西方除了技术工人和职业学校外，是不太讲求什么专业的，他们在意的是：学生喜欢和擅长什么？认为思考是最要的学习内容，而不是专业。不过中国对苏联的教育模仿很拙劣，把其中的精髓还丢了！中国教育把最有活力的孩子在上小学的最初几年就打入另册，成为“问题学生”，因为它不需要这种善于思考和有活力的学生，老师只喜欢“乖孩子”。最符合这个教育体系目标的优等生，其实基本培养成为废材（参考见[中国历年的高考状元无一成才]一书）。结果，中国的教育，用郎咸平教授的话说，就是培养世界最低级打工仔的教育体系，连高级一点的技术研究人员都培养不了，目前各行业的关键技术主要靠引进和模仿。实际上，更惨的是：在目前教育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情况下，对于金钱和利益的追求，让中国的教育体系连培养技术工人的任务都无法完成了，它已经走向了真正教育的反面。郎教授对于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有很深入的经济学和教育学的国家背景分析和比较，大家最好看看。 问题是：中国需要领袖人才吗？中国需要精英教育吗？太需要了！首先：民众需要。当年国民党的连战到大陆“破冰之旅”，让大陆只见过台上念稿子，台下赶场子，面色死板僵硬，脑子一根筋的“领导”的大陆老百姓大开眼界，才知道原来“领导”还可以如此有人格魅力。我的一些身份不俗的朋友也纷纷赞叹，看人家真有文化，真有风度，真有头脑，怎么培养出来的？其实，连战这样的“领袖”在台湾不是一个，而是一大把。在台湾，没有点人格魅力，哪里会有人选他？不像大陆，只要把几个主要领导哄好，就能提拔上去。别人得把大批的民众都哄好，没点真功夫还真不行。第二：领导需要。我们的国家总理，几年前很没面子地到国外知名的大学演讲，请求别人培养的优秀管理人才到中国来效力，公开承认我们非常缺乏管理人才，而且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来，因此愿意花大钱，请资本主义国家培养的各级“领袖人才”到中国来提高中国企业和各部门的管理水平。这证明我们国家的领导也需要，而且是急需。第三：中国企业需要。我在商界混过十几年，太了解很多国内企业领导人的想法了：中国的老板们要找到懂点技术的人才很容易，不管什么高技术低技术，肯花钱肯定能找到。不过他们最头痛的是：想要一个“懂事”也“懂人”，“会做人”的企业管理者就太难了，基本不可能从大学毕业生里招到。想要找到一个很有人格魅力，善于带团队，搞培训，懂战略发展，有创造性的领袖性管理人才，完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企业也需要。企业老总们更需要的是：想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为领袖人才。老板们知道：把自己的子女，如果送到连打工者都培养不好的中国应试教育体系，更别指望他们能够培养出将来的企业继承人来。上中国的“义务教育学校”，等于是花钱买罪受!因此目前这些强势阶层的做法，是把孩子送出国去，现在每年出国的学生多达18万人，而且低龄留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实在是太不给中国“国家义务教育”面子了。不过这种做法有很多弊病：别人的教育体系，不是为你中国人设计的。因此这些留洋的后代，将来回国，不一定能适应中国的企业运作环境，这让老板们也很迷惑。而且，低龄留学还会带来很多家庭问题，这里不多说了。 虽然中国很需要培养未来家庭，企业，以及社会的领袖和公民的学校，不仅仅是需要一所，而是需要一大批。可是中国的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却连一所这样的学校都不存在。在“教委大纲”一统天下的教育格局下，所有的学校其实都是一个模子，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即使是非应试教育中（国家所谓的“非学历教育”），中国的党校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培养中国人“领袖”的学校了，不过好像是已经当了“领导”的人，才有资格上党校，而不是培养未来的领导苗子。它不是对百姓们开放的学校，更不对中小学生开放。而且，多年来，好像也没有培养出连战式的魅力领袖出来，倒是百姓看到的贪官，好像越来越多了。所以也不算是真正的“领袖学校”。因此，今日学堂只好在中国的这一片精英教育荒地上（同时也是应试教育的无边苦海中）先走一步，有点无奈地说：让今日学堂先开始培养中国人未来的领袖和公民吧。今天我们先作为一个精英教育的领先者和拓荒者，直到某一天，有其他学校比我们做的更好，我们愿意追随！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在这个教育目标上的同行者，更别提超越者了。国内所有的民办公办普通学校和“优质学校”，“示范学校”“实验学校”，实际上都在忙“应试”和“分数”，都在培养未来的打工仔。他们除此之外也不会培养其他人才了。所以，我们只好先行一步，为中国人培养未来的领袖和公民。 先补充一点常识，怕中国某些缺乏基础教育的人不知道“领袖”的概念，就乱扣帽子乱发言：“领袖”不是“官员”。“官员”是上级任命的职务，“领袖”是群众心中认定的卓越者！“领袖”是一种为人品质的优秀标准，而“官员”是一种组织的行政级别！“领袖”是内在素质的自然体现，“官员”是外在权力的标志地位。领袖能赢得民众内心的服膺和向往，而官员则是依靠外在的权力让民众顺从和惧怕。培养“官员”是中央党校的事情，今日学堂无意，更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培养中国的“官员”。今日学堂“培养领袖和公民”的含义，是通过教育手段，具体实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是与世界最高教育典范接轨的教育模式。具体下来，培养领袖有下面十条针对性的含义，请读者不要超出下面的概念范围来解释“培养领袖”一词： 一：只有具备更广阔的，超越一般人的广博学识，才有可能成长为未来的领袖型人才。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12年下来所学习的教学内容极少，知识面极其狭窄，连很多常识都不具备。而且全国上下齐步走，全学一样的内容和深度，很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这只能培养不需要思考的工人和职员，绝对不能培养个性化的领袖。因此今日学堂小学部的学生，要求只用一年时间来学完小学六年的课本教学内容。腾出来的时间，用于大量的扩充知识面，让他们拥有远远超越同龄人知识面的内容，以及更广泛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强调所学知识的实用性和科学性，让他们具备未来的领袖人才所需的知识储备。二：在知识型社会，只有热爱学习，自动自发的学生，才有可能跟上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世界。只有这种学生才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领袖型人才。可是，目前的应试教育体系，老师和家长都在用各种办法强迫学生学习，绝大多数的学生厌学和被动学习。这种学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袖。而今日学堂的教学模式，重点在于尊重孩子的意愿，善于调动孩子们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能够让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热爱学习，热爱读书，能够自动自发地探索新的知识，自觉扩充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三：作为领袖型人才，必然需要关注社会，积极参与并善于人际互动。但是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学生们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和了解社会的运作，也没有人关心孩子们的人际互动，造成学校学生与社会隔绝的孤岛现象，培养出一大批“单纯”无知的，思维简单，行为被动的孩子。今日学堂的学生，十岁以上每年都要组织大量时间，参与服务社会的各种义工活动，学习与各形各色的陌生人打交道，培养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四：领袖型人才，都是个性活泼开朗，具有多种爱好和特长的。而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的应试教育原则下，长期填鸭式教学的结果，导致普遍的性格内向和压抑心理。孩子们缺乏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也没有时间培养业余兴趣爱好，所以导致中国人普遍不会休闲，不会玩。成年人所谓的“娱乐”基本上就是“消费”，去“吃”和“打牌”，唱“OK”看电视,人生极其无趣！今日学堂的教学，特别注意保护学生的天性和发展学生的特长，让他们个性健康自然。同时专设“游戏”课程，教会孩子玩各种传统的，具有挑战性的各种游戏，在与同伴的比赛中发展自己。而且经常组织参加户外野营活动，让孩子成为一个善于自主支配自己业余时间的高级“玩家”。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追随者和书呆子！五：积极思考和怀疑精神，是所有领袖型人物必备的思维素质。经过长期的国内应试教育和崇尚“权威”和标准答案的填鸭式习惯性薰陶，中国学生普遍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思维素质。连清华大学的高材生，都被国外教授批评为“根本不懂得思维和思考，连简单的常识和推导都无法完成，只会死记硬背的应试机器”。今日学堂的学生，从小就鼓励积极开拓思路，对同一问题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法，大胆怀疑书本，怀疑老师和校长的权威答案，积极提出自己的看法。所有的课程和老师，都要求认真实行“研究型，探索型教育”的互动教学模式，因此学堂的孩子具有与应试教育模式下完全不同的思维水准和思考深度：很多家长反应，八九岁的孩子们就经常会发现并纠正家长的思维漏洞，并会通过反问来深入思考，让家长大为惊讶。（具体教学案例，可参考网文今日学堂[论语课]第一讲（少年版）旁听侧记---批判性思考和启发式教育的现场示范 朱云龙）六：领袖是富有活力和精力充沛的群体，他的身体和意志，需要能够承担其他人所不能承受的压力，也具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动力和耐力。官办“应试教育体制”的教学模式，以书面成绩为唯一目标的教学原则，导致中国的中小学生的体质二十年来逐年下降的“体育教育”的失败，目前青少年学生的体质体能普遍很差，远远不能与上一代人相比，很难指望这样的学生能够承担未来的重任。而今日学堂的学生，身体训练是最重要的课程。每天练习武当内家拳，平均每天都有两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还有不定期的长途旅行活动，因此学生们个个体能超强，每天可以步行四五十公里。学堂孩子们与武汉大学生的多次长途旅行比赛，让大学生们自叹不如，这让他们对将来的工作和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七：作为领袖群体，需具有了解和洞察人性的能力，并且善于控制和改善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造就了大批的心理患者。国家心理研究部门的调查表明：应试教育各级中小学，有心理障碍的教师居然有54%，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导致超过40%以上的学生有心理障碍（中小学心理障碍的一项国家权威机构统计调查数据）。今日学堂认为：教育就是教其心，育其身；因此心理和行为教育是学堂教学的核心。所有的老师心理学都是必修课程，而且长期反复学习各种心理科学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心理辅导教育和训练，与学生关系和互动良好，学堂孩子们的心态极为良好；学堂还配有专门的心理工作室，有代表国内极高水平的心理治疗专家，能够及时主动地帮助学生和家长解决严重心理问题，还面对社会救助辅导了很多想自杀的大学生和其他心理患者。八：领袖的特征不是善于积累知识，而是善于应用知识。不是仅仅懂得积累和占有资源，而是善于应用和调配资源。应试教育体系的教学原则，是把学生当仓库，尽量把东西塞进去就完事。今日学堂的教学原则，体现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认为知识的应用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学习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学习目标比学习方法更重要；思考比知识更重要，积极行动比思考本身更重要；在这一教学原则下，学堂培养的是知识的应用者，社会的实践者，而不是考试机器；是资源的有效应用调配者，而不是仓库保管员。今日学堂不培养学者，甚至反对培养职业学者。我们培养目标是拥有知识的实践者，如果真想去做学问，就必须成为拥有高深学问和分析能力的学术领导人，而不是皓首穷经的书呆子。九：领袖人物不是高高在上，等待别人来侍候的权贵；而是以突出的能力服务社会的贡献者，是通过利益他人来成就自己的卓越者。应试教育体制，通过“封官”来让学生取得成就感，民办贵族学校通过“特权”来让学生享受“不凡身份”，孩子们通过显耀自己家庭的财富和地位来取得“心理优势”，这样通过外在的认定方式和物质手段，培养出来的不是真正的未来领袖，而是一批内心自卑无能，外表虚伪张扬的纨绔子弟，是培养败家子的教育途径。今日学堂让学生发掘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为核心，不许学生用任何外在的物质显耀来取得满足感，只让孩子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不断挑战超越自我，以及服务他人来取得成就感。他们超越同龄人的优越感，将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训练和提升的充分信心上。十：领袖是从事细节的专家，是从身边小事做起的行动者，不是目空一切，眼高手低的“大人物”。应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眼高手低的当代赵括，除了纸上谈兵外一无是处的“人才”，这些人自己的身不能修，家不能齐，友不能服。依靠这些人才，如何能够担当中国人未来的“领袖”职责呢？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修齐治平”，领袖是从完善自我做起，从和睦家庭做起，从帮助身边人做起的。今日学堂要求老师和孩子们均从个人的小事和细节做起，从具体帮助身边的人开始，实现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无能脾气大，只喜欢发号司令的“小皇帝”。